中东太空竞赛？动机、轨迹和区域政治 | 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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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太空竞赛？动机、轨迹和区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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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wrence Rubin，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来源：Lawrence Rubin. “A Middle East Space Race? Motivations, Trajectories, and Regional Politics,” Space Policy, Vol. 69, 2024, p.101608.
导读
近年来，作为一个以安全和地位竞争著称的地区，中东在太空领域日益活跃，巴林（2014年）、阿联酋（2014年）、沙特阿拉伯（2018年）和土耳其（2018年）等国相继成立了相关太空机构或委员会。太空技术在中东地区商业、民用和军事活动方面日益广泛的应用引发一连串的疑问：我们是否正在中东见证一场太空竞赛？是什么促成了这些太空计划的诞生和发展？区域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太空计划的发展和历程？本文通过综述以色列、埃及和阿联酋太空计划的发展，阐明了这些计划的轨迹与区域政治的关联程度，论证了安全、声望和经济发展等有关的区域因素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太空计划。
中东太空活动、区域主义和中等强国
太空计划曾经主要是大国追求的目标，这些国家往往拥有成为太空国家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过去十年中，巴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四个中东国家分别建立了其官方机构，而其他几个国家则扩大了与其经济发展目标相辅相成的现有太空计划。具体而言，巴林于2014年制定了太空计划，并与阿联酋合作，于2021年发射了其首颗卫星Light-1；阿曼于2022年公布了其太空政策，旨在建立一个支持在国内组装卫星和太空系统的国内产业；土耳其在完善自身商业部门、政府资助的太空研究中心和军事太空计划的基础上，于2018年成立了土耳其航天局，其目标是发展独立的航天部门，组装第一颗本土军用卫星，使土耳其成为地区和全球航天大国；沙特阿拉伯也一直在资助各种太空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卫星的总部，并于2024年发布国家航天战略；以色列于1983年建立了中东首个官方计划，以协调研究和商业太空活动；伊朗对太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58年，当时它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UNCOPOS）的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伊朗制定了弹道导弹计划，以威慑伊拉克，防止它对伊朗城市发动毁灭性导弹袭击。在民用方面，伊朗于2004年成立了航天局，目的是获取航天技术在经济、环境、科学以及情报和军事方面运行卫星的利益，其中许多措施具备双重用途。
中东是否存在太空竞赛？
“太空竞赛”一词出自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和苏联都想成为最先进的航天国家。除了在第一和第二核时代发展导弹技术在军事和情报利益外，超级大国还寻求具有象征意义的项目，并将其作为核战争或核竞赛的替代品。因此，“太空时代”应运而生。1957年苏联在冷战高峰期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sputnik），提升了苏联的信心和声望，带来了新的权力和声望的概念，也强调了太空将成为地面强权政治领域的新理念。早期的太空探索与美苏地缘政治竞争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了这些项目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原因。有学者称地缘政治竞争是太空的“原罪”，这是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表达希恩早先关于政治目标驱动太空计划的观点，“政治一直是人类探索和利用太空的核心，太空计划本身从未能够超越地缘政治；它们只是反映了这一点”。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美太空竞赛是“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这一新领域的核心问题是谁将制定治理议程，谁将首先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可能意味着月球或更远的地方。在治理方面，美国希望中东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签署《阿尔忒弥斯协议》（Artemis Accords），以强化与月球有关的多边合作框架。迄今为止，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是为数不多签署该协议的中东国家。在这场新兴星际太空竞争中，全球大国不仅担心屈居人后，更忧虑这场竞争可能会给地球带来不稳定因素。全球地缘政治与区域政治交织，这对地区国家参与全球大国更先进的太空计划的诱因和制约因素产生了影响。识别与区域政治相关的因素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直接环境如何以及为何可能影响其太空计划。在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更多地受到地区因素的驱动，如跨国身份和地方权力平衡，而非全球压力。
区域政治研究方法
中东，常被称为中东北非，由中等或中等强国组成，其特点是少数几个枢轴国争夺地区霸权和领导权。该地区由地理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组成，以综合体的形式围绕冲突和安全问题的互动模式联系在一起。正如历史学家尼基·凯迪（Nikki Keddie）在1973年所指出的，“中东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地理表述，而这些国家当前的定位更多的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这种多样性一直是思想（身份或意识形态）和物质（军事或经济）因素驱动的合作与冲突的源泉，政治边界和身份群体界限的不协调促成了现实和感知的威胁感。
国家层面建立太空机构可能出于多种动机。许多中东国家已将太空活动作为其未来十年战略愿景的一部分，其考量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以下三类：国家安全、声望或地位和商业发展。国家安全的动机主要是认为太空资产可以通过情报或防御作战能力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安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都以这些利益为理由。而声望是一种感知目标或资产，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术逻辑成就来赢得或追求。同时，国家可能会为了经济实力或商业发展而开展太空活动。这可能包括从工业发展、通信、太空旅游、太空制造、太空采矿、农业和通信中获得的利益。声望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垫脚石，激励青年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职业，从而为知识经济做出贡献。
各国的动机和政治考量必须在该地区地缘政治构成的中等和中等强国背景下进行审视。这里使用的“中等”一词，而非“次级”一词，指的是那些位于大国之下的国家，“但它们有足够的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来影响国际制度和事件”。在太空领域，有学者对中等（太空）强国采用了狭义的定义，即拥有发射、开发和控制卫星的本土能力，但没有任何本土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然而，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广义的定义，以涵盖那些已投资于太空计划、将其视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既非大国也非小国的国家。
中等强国往往寻求在没有大国资源的情况下在区域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计划的动机不同，一个国家可能会寻求合作关系或发展优势能力，以被视为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在某些情况下后者甚至会造成大国依赖中等强国的技术或能力的局面。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国家可能会利用其太空计划，与大国达成新的国际合作安排，如美国通过《阿尔忒弥斯协议》和俄罗斯与中国的国际太空研究计划。世界大国需要中等国家的外交支持以增强后者的谈判能力。综上所述，中等强国可能在太空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1.埃及
埃及之所以决定建立太空计划和太空机构，主要是出于国家发展、参与全球经济以及将自身提升为非洲领导者的愿望。埃及于2019年成立了航天局，据官方消息，该机构的目标是“促进和平利用空间，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发展、利用航天工业实现可持续未来、支持研究与开发、推动创新、增强空间外联以及开发可靠、响应迅速且可行的经济解决方案以服务于国家目标。”
埃及作为地区领导者的传统及其保持这一角色的兴趣，与其对强大太空计划的渴望是一致的。埃及人口占阿拉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作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中心的文化历史，以及地处两大洲交汇处并可通往第三大洲的地理位置，都使其成为中东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推行导弹计划，然而，几十年来，埃及的地区影响力、历史领导作用及其能力一直在下降。经济萎靡不振、政治和经济腐败以及社会纷争是埃及长期衰落的主要原因。尽管经济日益困难，埃及仍将其官方声明中阐述的太空计划视为其生态发展的组成部分和获得声望的途径。作为埃及太空计划的一部分，埃及已经开始建设“太空城”，这充分体现了埃及希望打造的先进国家形象和希望扮演的地区或次地区领导角色。此外，埃及成功竞标成为非洲联盟旗下非洲太空局总部的东道国，提高了埃及的外交声望和地位。
埃及与中国的合作与依赖对于开罗的发展目标和在非洲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发射的埃及第二颗地球观测卫星荷鲁斯2号有助于开罗实现埃及2030年愿景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2023年6月，中国向埃及交付了两颗原型卫星。北京为该项目提供了资金，并将建造组装集成和测试设施。其意义在于，埃及希望这种能力将推动其成为非洲的工业强国，因为它将是非洲大陆第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这些活动可能具有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二或第三目标。如果埃及与中国的合作继续增加，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发展方面，美国没有同样的影响力来限制埃及的军事太空活动，这可能会引起邻国的担忧。
2.阿联酋
在雄厚资金和强烈政治意愿的支持下，阿联酋航天局于2014年成立，其初衷是促进经济多样化、提高地缘政治影响力，并巩固和规范太空活动。阿联酋的国家太空战略概述了国家航天工业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在2030年前开展活动的框架。这一前所未有的太空战略勾勒出未来十年内该国太空活动特别是太空产业如何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互动的框架。太空产业在国家经济投资和增长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本土航天工业还旨在为日益增长的青年人口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
阿联酋太空计划的崛起与其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同步推进。过去二十年来，阿联酋的经济增长为其强硬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动力。作为其宏伟战略的一部分，阿布扎比设想并追求一种地区秩序，通过尊重国家主权和对边界或国内政治稳定的威胁来确保稳定。换句话说，地区秩序将建立在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很快，阿联酋的迅速崛起使其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因此赢得了“小斯巴达”的绰号。但最近，阿联酋从某些干预性外交政策中撤退，并支持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正常化，这表明阿联酋更倾向于国内经济发展议程。
国际和区域领导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一目标与推进安全稳定的太空环境、发展商业航天工业以及利用空间保护重要利益等目标密切相关。阿联酋正在加强其国际作用，作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阿联酋经常重申对太空治理的呼吁。阿联酋已经与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建立了多个与和创新合作有关的伙伴关系。
3.以色列
以色列航天局成立于1983年，负责协调其民用航天活动。如今，技术基础设施与民用应用相结合，增强了以色列的军事和非军事活动。由于以色列在国际体系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及其面临的区域威胁，以色列的目标是建立本国自行生产、维护和控制卫星及发射器的能力。与以色列在核领域与全球大国合作以促进获取战略能力类似，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与法国达索航空航天公司合作开发了第一枚弹道导弹“杰里科”，最终发展出了一个由本国生产的能够携带核载荷的战术导弹、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组成的武器库。
区域政治塑造了以色列在小型卫星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即使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以色列仍需监测威胁，并关注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但以色列与东部邻国的敌对关系意味着它必须向西发射卫星。到了2017年，以色列发射了第一颗超小型卫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将其太空活动商业化，成为小型卫星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更广泛地说，以色列拥有中东最先进的间谍卫星。2022年3月，以色列发射了Ofeq13号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建造、发射和运营军事和情报资产。
区域政治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以色列的太空计划，特别是其商业活动。通过《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以色列和四个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之间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加速了合作、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虽然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但《亚伯拉罕协议》可能会改变以色列的太空活动和机遇。随着关系的改善，以色列飞越沙特领空的能力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发射方式，并将加速开发新的商业市场和投资机会。以色列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悄然合作，既发生在民用领域，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对以色列而言，这种合作并不仅限于技术转让和联合项目的价值，进一步的融入还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
结论
本文对埃及、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的太空计划进行了研究，以说明区域政治是如何影响其发展轨迹的。本文表明，太空竞赛是对复杂多变的太空环境的过度简化。过去几十年的地缘政治动荡都为国家安全领域太空活动的增加提供了额外的动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以及海湾能源资源有限的认知，也为太空投资提供了动力，使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多样化。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认识到变革的紧迫性和技术发展的快速步伐，这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进入太空的机会，同时也使较发达国家更加依赖太空。从根本上说，太空资产对于现代经济、军队和民族国家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而太空技术本质上具有双重用途：就国家能力而言，太空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并无太大区别。地球观测卫星既可用于农业，也可用于监测边界。这可能是新兴太空强国通过商业开发和收购以建立国家安全能力的一种方式，并创造潜在的太空力量。
最终，地区和全球趋势为太空领域的合作与冲突创造了机会。迄今为止，许多中东国家对此采取了对冲策略，就像它们在其他问题领域一样。归根结底，太空竞赛使它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其地区或次地区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下一阶段的地区太空竞赛可能包括更激烈的商业和安全竞争。
词汇积累
Trajectories
轨迹、发展路径
Geopolitical
地缘政治的
Strategic autonomy
战略自主性
Quantitative edge
质量优势
译者：赵伶卓，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系。
校对 | 曾庆鸣 周子喻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周彦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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